议论背景： 1998年初，曾推出《高山下的花环》《凯旋在子夜》的《昆仑》杂志停刊； 1998年6月，文学圈内享有口碑的新秀杂志《漓江》告别文坛； 1998年12月，《小说》杂志献上它的停刊号； 1999年，国家将最后一次向老牌杂志《人民文学》拨款10万元，以后则实行完全断奶……
这是一个将被后人取笑的逻辑——老牌杂志，被“断奶”！
其实，文学期刊的困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对它的讨论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但当这种危机的结果完全呈现出来，被摆在桌面时，人们还是感觉到一种冲击……
对于文学界来说，《人民文学》虽然还没有到关门停业的地步，但估计大多数文坛中人都为它捏着一把汗。这种担忧说出来会让后人觉得很可笑：一个老牌刊物，又是一个被长期“娇养”的状态，没有了外力的扶持，它会不会自己个儿找食吃？找到找不到，吃不吃得饱？所以，在《人民文学》消息传出之后，媒体终于坐不住了，纷纷辟出专版议论文学期刊的出路。
有关文学期刊生存与发展的专门会议，见诸报章的就有成都、杭州、新疆等三四次，会议开得十分热烈，大体主要集中在经济困窘上：政府拨款极为有限，但纸价、印刷费、稿酬、办公费用等却扶摇直上，有些刊物还“赡养”着越来越多的退休编辑……在最近的媒体中，听得最多的也是一种惊呼的声音：严肃文学出路何在，不能将文学完全推向市场，恳请政府伸出援手，等等等等。有报刊登载说，几十名作家曾联名呼吁政府要对省级文学刊物给予经济倾斜和扶持政策。
这是一句很浅显的问话——
作家刘恒：“既然工厂可以倒闭，为什么刊物就不能停刊呢？”
有一个怪圈，一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着：中国知识分子大概是世界上最崇尚清高的一类人了，平时总是傲视芸芸众生、摆出教导别人的姿势。而当贫困真的到来时，最先坐不住的也往往是他们，要援助要补贴。清高与乞怜这两种姿态出现在同一主体身上，显得很矛盾。
据统计，全国目前共有8000多种期刊，其中究竟有多少重复建设虽然很难统计，但每年由此而花掉的400亿元人民币，却是令发达国家都膛目结舌的。仅就文学期刊而言，从全国到各省、市作家协会，都主办着一二份甚至三四份纯文学期刊，累加起来足有几百家。而这每一座“庙”里养着十几甚至几十个“和尚”，真正能出去“化缘”者又寥寥无几。由作协办的这些文学刊物，多是为了发展本地区的文学创作，扶持本地区的作家队伍而创办的，有固定编制，有政府拨款。它自身所显示出来的依赖性、封闭性等局限，同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是不相吻合的。
这是用四句话能概括的状态：
老作家牛汉的话：
“刊物人员太多，养不起啊。”
外国人的话：
“想让谁破产，就劝他办报。”
老百姓的话：
“救得了急救不了穷。”
《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老作家牛汉说起文学期刊危机，感慨良多：“刊物人员太多，养了一大批人，什么顾问、编委、主编、副主编、发行部等等，两三个人能干的事，现在却不下十几个或几十个，养不起啊。”
外国人的那句话没有说杂志如何，以及文学杂志如何，估计多半是“报且如此，刊何以堪”。但是，在中国，人们已经习惯了办文学刊物就是捧定了铁饭碗这个状况。虽然这只铁碗里没有几粒米了，但真让他砸了，他又不舍得。虽然家家痛感少米下锅，但毕竟还能旱涝保收。人头费、劳保费、退休金……都在苟苟且且地维持着最起码的吃喝穿戴。
面对已经倒下和即将倒下的文学刊物，人们真的应该直面现实了：自主自救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对于那些确实撑不下去的刊物，实行“安乐死”也不失为一条可行的人道主义措施。
其实文学刊物合理的关、停、并、转是大势所趋，目前在中国人中普遍不能适应的就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的阵痛。毕竟它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实际利益。而在文学界，这种落差更为明显。像人们对于《人民文学》目前面临的问题心情不能平静，更多的是因为它曾经如何如何地辉煌过，一提起来就一定要说它在80年代初发行146万册的赫赫战绩。文学界总有人拿不正常时期中国文学的特殊轰动来说事儿。20年前是因为中国人精神食粮一片缺乏，文学因此成了大家如饥似渴争抢的饭食。到现在，时代不同了，如今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不是不够，而是难以选择：你可以看电视，听广播，看VCD，看美国大片，去歌厅，坐酒吧，听音乐会……还有随处可见的大小报摊提供大量的生活报刊。生活的丰富多彩是人们幸福生活的一个标志，一些人还要停留在过去微弱狭小的光环里睡觉，就真的很像“刻舟求剑”故事里的主人公了。
一句话，经常被说起的：
“金钱、物质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生命与精神，文学被冷落被忽视，逐渐滑向了社会边缘。”
是真理吗？
很多人说起文学辉煌不再时，往往要说的就是上面这句话。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观念：一，金钱和精神是否真的水火不相容？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政府号召的两个文明一起抓又怎么解释？二，是搞文学的人一向以非常可笑的导师身份自居。而实际的情况是，文学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职业，文学家和文学人也都只是非常平凡的人。单只看这些年被人们指责很多文学作品“以文学来诲淫诲盗或者传播落后的观念”屡见不鲜就可以看出一定问题。文学的这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我陶醉至今没有清醒。
其实，从积极意义上讲，我们真的应该为文学期刊关门的现象叫声好：首先它可以治一治文学期刊一哄而上的重复建设病；其次，也是在提醒还能生存的其它同行，文学期刊的改革势在必行。再次，刊物的“精兵简政”还能有助于解决稿源短缺问题。
摊子铺得太大太滥，一些文学期刊经常发生稿荒现象，而这个结果又直接影响着刊物的质量。一个文学怪圈是这样形成的：期刊太多而名作家有限，好稿子就供不应求；名家的平庸之作也只能千辛万苦地求来“滥竽充数”。而这又无形中挤了文学青年的地盘，导致文学青年日渐减少……很容易得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结论。但如果有机会，你到互联网上看看那里的青年文学，你会发现有大量的好写手和好读者被我们的话语霸权排斥在外，他们在我们所自以为很优越的圈子之外，生机勃勃的。
文学期刊应该正视存在的这些盲点。
套用那句俗话：
这世界，谁比谁傻？
哪个读者愿意自掏腰包买一盘华而不实、经常连“鸡肋”都不如的拼盘？
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编辑力量的薄弱———是“薄弱”，而不是像有些文章说的“削弱”。
人们总以为是因为文学期刊风光不再，编辑队伍才大量流失的。确实，“没有稳定的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就不会有高档次的文学刊物”。但是，即使是在中国文学的“高峰”时期，那些号称为别人做嫁衣裳的编辑们的作用，也往往只是体现在编辑“自然来稿”阶段，对文学创作远远没有起到“催生”、进而起到指导作用。而这一惯性一直从文学的昨日“辉煌”延续到了文学的今日“低谷”。
这样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由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期刊大都是千篇一律的“四大块”模式了，家家刊物都是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这四大块，谁都想大而全，把刊物弄成一道样样俱全、但又难见特色的“拼盘莱”。计划经济的体制很难促使人们去尝试创出自己的“一招鲜”。所以，每个省市的文学期刊都办成了本地区的小《人民文学》，彼此的面貌并没有多大区别。
《钟山》主编赵本夫一语中的：“纯文学刊物真正的危机并不在钱上，刊物真正的危机在于自身：大同小异，缺乏特色。”
德国总统当选的同一天，传记中文版已在中国发行。
作为期刊不该想想“我们怎么办”吗？
《昆仑》《漓江》《小说》，这三个率先倒下的杂志，都只是因为经济原因。相信今后几年还会有大批的刊物接踵而去。
已有市场分析说：1999，本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国期刊市场将再萎缩30％。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极浪漫主义的说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则是现实又现实的任务了。究其实，导致经营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那两个出现频率颇高的字——“观念”。认识不到这两个字，有多少钱投进去，也会坐吃山空，解决不了最终的生存问题。
1998年中国电影界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一中国n流导演在看完《泰坦尼克号》之后，颇不以为然，扬言：“给我2亿美元，我也能拍出一部泰坦尼克号。”
一个好的艺术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又怎么能是简单的一个“钱”字了断的？观念问题得不到解决，有多少赞助和援手，都会覆水难收。“存在的必是合理的”，相信“安乐死”作为一种极具文明意义和人道精神的积极人生态度，会在不久的将来，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
既然伤感和悲哀并不能打捞起即将或者已经沉没的船，懂得顺应潮流才是自救和他救的最终根本，才是勇者所应该做的。
去年，中国出版业又刷新了一个新的纪录：德国总统当选的同一天，传记中文版已在中国发行。仅此一项作为参照，1999年的文学期刊值得思考和学习的就足够多了。
（摘自《中国青年》1999年第1期，刘家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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